当前位置:主页 > 军事 >

山西政法无间道:黑帮成员考警校 卧底当内鬼
   发布日期:2017-12-07 12:40    来源:网络整理

  山西的黑道势力从最初的打打杀杀、敲诈勒索,演变为攀附公权,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。这既加剧了山西官场的塌方式腐败,也造就了当地官匪一窝的奇观

  《财经》记者 李廷祯/文

  1月8日,中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,中纪委副书记、监察部部长黄树贤通报了2014年反腐斗争的成果。黄树贤强调,要“追究山西系统性、塌方式腐败案件相关党组织责任”。

  十八大以来,山西作为反腐败主战场,已有大批大、中、小官员落马,其“滚雪球”效应令人瞠目。

  去年10月,中央一日内对山西省委常委“进五退一”,不啻为大换血。按照山西官方媒体的说法,目前山西新班子的中心工作有三:打黑、纠风与反腐,“打黑”被放在首位。这样的安排,与该省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的一番讲话有关。王说,太原市三任书记、三任公安局长出问题,全国罕见,“省部督、转的自2006年以来的14件涉黑涉恶核查线索无一办结”,要把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结合起来。

  显然,山西重手“打黑”,是为了挽救该省崩坍的政经形象。

  1983年以来,中国警方已发起多轮“打黑”运动。这些集中行动的效果明显,每每爆出大案,摄人眼球,却未能遏制黑恶势力在许多地区的纵深发展,山西即是一个重灾区。

  从近期披露的一些案件看,中国某些区域的黑恶势力早已完成原始积累,从最初的打打杀杀、劫财敲诈,演变为公司化、高科技化、国际化运作,并公开、半公开地从事黄赌毒、跨境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。在此过程中,黑道通过腐蚀官员、攀附权力,向政经领域全面渗透。

  在山西,这一点尤为明显。煤炭业黄金十年,使得该省黑金涌动。与之相关的产业链,缔造了大批腐败官员,亦寄生着诸多吸榨“黑金”的黑道“豪强”,二者结伴而行、劫掠共生。

  号称“太原地下组织部长”的张新明,正处于这场黑金交易网络的核心。30年前,他不过是一名贫困山区的年轻农民,渺如一粟;但此后,其转战军界、铁路、化工、矿业,在太原、山西乃至北京官场、商界呼风唤雨,财富增至百亿级巨。官场腐败,从来都是黑社会滋生、做大的土壤。黑道势力在山西绵延进化30年,已让不少人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。

  因此,正在山西展开的反腐与打黑相结合的行动,可谓正中要害。

  “混混”的早期岁月

  厂矿子弟结伙而行,好勇斗狠、打打杀杀,是“文革”后黑恶势力的主要特征

  山西大部,古属燕赵,民风彪悍,“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”。此种民风,曾在“文革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  “山西造反总指挥”杨成效,太原十三冶建公司工人,“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”头目,“文革”初期多次率队大规模武斗,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被其揪斗而死。1969年7月,中共中央针对山西专门发出“723”通告,勒令停止武斗。

  随后山西被军管,杨成效被逮捕、枪毙。但杨的大名响彻三晋,“文革”后崛起的各路混混,多尊崇其为黑道祖师。

  “厂矿子弟多,待业青年多,打架斗殴多,小偷小摸多”,是彼时太原的特点。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老干警称,当时的五一路、解放路,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帮“小混混”。太原除了“傻大黑粗”,还有一个著名绰号:华北第一贼城。

  1983年-1987年,全国开展第一次“严打”,山西诸多“大哥”因此留下前科。

  其中之一,是太原重型机器厂子弟、“山西贼王”王彦青,以撬窃企业保险柜闻名,“比别人用钥匙开得还快”。王的父母,是该厂子弟学校教师。

  因偷窃金额巨大,王彦青被判死缓。但这个年轻人功夫了得,进入汾阳监狱后,凭拳头当上“牢头”,随后组织了一场持续三个月的“地道战”,以图越狱。

  1988年冬,王彦青率领11个狱友脱狱。随后两年,王多省流窜,先后杀死16人、杀伤13人,抢劫汽车、撬盗保险柜无数。

  1989年王彦青潜回太原,躲在已释放的狱友武双喜家,被建矿派出所女民警刘文英发现,王开枪杀刘,震惊警界。

  1990年春,王彦青在湖南嫖娼时被查获,一番枪战后落网。被押回山西后,王和警方讨价还价,大吃大喝数日,才交代一处埋尸地点。最后,其被公审、枪决。

  上世纪80年代,除了王彦青,太原的“道上名人”另有“三明一利”、米家兄弟、“国民党”、“日本人”、“李向阳”、“歪脖子小勇”、“不说理小亮”、王洋、“钢头”,群雄并起。

  米家兄弟中的“拐三”米为民即是张新明未来的亲密盟友,其家族经营宾馆洗浴,黄赌一条龙,名震太原北城。而张新明家乡古交工矿区,一颗“社会新星”亦在升起,但他不姓张,而是绰号“王保儿”的王建军。

  1983年,王保儿因流氓、伤害罪,被古交工矿区法院判处无期徒刑。1985年改判为十年,1989年8月提前释放。“坐牢成了镀金”,出狱后王保儿变本加厉,在古交欺行霸市、殴打群众,还多次打伤干警,却无人敢管。

  1996年公安部发起“打击团伙犯罪,扫除社会恶势力”运动,“颇有家庭背景”的王因流氓罪、故意伤害罪、敲诈勒索罪被判死刑。

  早期的山西“古惑仔”, “主业”多是好勇斗狠,偷窃为生的王彦青反是少数。一位《山西日报》老政法记者回忆,当时每个单位均有一帮子弟,“理着板寸,手臂刺青,穿着绿军裤,背着装有半截砖的军挎”,以此为酷,连报社、大学等文教单位亦不例外。

  也有以“侵财”为主业的“领先者”,譬如王洋、“钢头”团伙。“钢头”真名曹志刚,系太原铁路局车辆段工人,和受过第一次“严打”的无业游民王洋是拜把子。

  山西省高院的判决书显示,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,曹王二人多次结伙,和梁海清、“小四毛”任爱军(此二人是未来的重要人物)等人,在太原持枪持械斗殴、抢劫,致死人命,侵财数额动辄数千元上世纪80年代末,此乃天文数字。

  曹王二人很猖獗,得知公安系统正在调查自己后,竟给省公安厅长寄去两颗子弹。1992年,两人均被判极刑。

  上世纪80年代的山西黑恶势力,绝不止于太原一地。杀人越货近百起、制造了“百万元绑票大案”的大同王顺团伙,后来震惊全国的“运城狼帮”,此时均已崭露头角。

  张新明走的却是另一条路径:早期在家乡下煤窑、拉平车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他从中铁十二局手里买了一辆报废卡车,为古交水泥厂拉石头,这是其进入运输业的第一步。

  上世纪80年代末,张借用中国煤炭博物馆劳动服务公司的手续,在太原北郊向阳店铁路专用线发煤。甫一出道,张新明就知道依附权力赚钱,远比只会打打杀杀的混混们高明。

  张新明身材高大、一表人才,不同于那些胸前臂上纹龙刺剑的街头霸王,这亦是官员愿意与其交往的一个因素。

  “黑社会性质组织”

  “一丁二伟曹三胖,四毛五拐六和尚,满林为大”,以敛财为目的的,在上世纪90年代纷纷成型

  1991年,中共中央作出了《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决定》,公安机关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成为主旋律。

  上世纪90年代前期的山西警方“打黑”主战场,并不出在各大工矿区,而是在粮食产区晋南。

  第一大案,当属1991年破获的运城“狼帮”。以运城传染病医院锅炉工张永强为“帮主”的23人团伙,从1988年起,到处网罗“两劳”释放人员、流氓无赖和卖淫女,使“狼帮”很快发展成拥有60多名骨干、100多人的特大流氓集团,其“盈利模式”,是安排卖淫女“放鸽”敲诈、聚赌放胡、拦路抢劫。

  “狼帮”最大特点,是武器先进、堪比正规军。其拥枪100多支,其中一支“五四”手枪归帮主使用,还有微型冲锋枪1支,半自动步枪2支,五连发仿制手枪20多支,单、双管猎枪80余支,子弹千余发,手榴弹20余枚,烈性炸药20多斤,管制刀具百余把。

  警方对“狼帮”的最后定性是:一个以社会渣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、具有“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”。

  1994年5月,运城司马光祠堂被盗,盗贼将11尊泥塑雕像的头部锯下,走私到海外。新华社内参报道后,中央领导批示:“山西是古代文物集萃地,一定要保护好地上地下的文物。”紧接着,晋北忻州一带的群体拐卖外地妇女事件,亦被媒体曝光。

  为此,山西警方展开了专项“严打”,史称“南征北战”。在彭真的老家侯马市,“侯百万”、“郭千万”两个特大文物涉黑集团浮出水面,警方抓获了125名“盗墓贼”。

  侯林山、郭秉霖两人,盗掘、走私春秋战国古墓,“富可敌市”,百万、千万绝非夸张,其经济实力已可和地方政府抗衡。彼时,两个犯罪团伙高薪养人,马仔均拥有汽车、摩托、大哥大、传呼机、“五连发”猎枪,硬件、火力远胜警方。后来,以其人其事为原型,还拍成了一部电视剧。

  此案要害,在于这是山西首个暴露出“政界警界保护伞”的涉黑案件。山西省公安厅正科级侦查员范文龙,侯马市委副书记张洪生、政协主席李刚、政法委书记许进学,公安局副局长贾守德、路西刑警队副队长刘林、干警周志国,侯马市浍滨办事处副主任姚河平等人,因此纷纷落马。

  1995年,一起更加震撼的大案发生,即“629抢劫运钞车案”。此案已非警员给黑道提供保护伞,而是警察直接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。

  四名案犯是白法义、徐成吉、芦裕山、徐存科。其中,徐存科是太原公安局防暴队中队长。抓捕徐存科时,徐的同事郭曾中弹牺牲。最后,愤怒的太原警察将躲在家中的徐存科当场击毙。其余三人,最后全部被判死刑。

  1997年,我国修订《刑法》,在第294条中创造了“黑社会性质的组织”这一概念,定义是“以暴力、威胁或者其他手段,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,称霸一方,为非作恶,欺压、残害群众,严重破坏经济、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”。

  2000年12月,最高法颁发了《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,从四个方面规定了“黑社会性质的组织”的特征,其中第三条是“通过贿赂、威胁等手段,引诱、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,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”。

  从这些司法条文看,“狼帮”、“侯百万”、“郭千万”、徐存科团伙时期,正是黑恶势力向演进的关键节点。

  太原上世纪90年代的七大犯罪团伙“一丁二伟曹三胖,四毛五拐六和尚,满林为大”,无不带有鲜明的特征。

  上述对联中描述的七个人,分别是指丁巍、林二伟、曹志生、任爱军、米新民、郭喜平和绰号“三马虎”的李满林。

  上世纪末,在太原解放路,“拐五”米新民因捅死“道上”另一大哥“小鱼胖”,从此亡命天涯。2014年张新明落网后,“拐五”在其兄“拐三”开办的太原“金大酒店”被擒。其余六人,均在本世纪初席卷全国的“打黑”中落网。

  七人中最有名的,当属李满林。1986年,17岁的李满林和朋友去太原绿柳巷跳舞,一个叫王强的人踩了其朋友的脚,李满林等人便手持菜刀,将王强砍死、王的同伴刘晋平砍伤。随后,李因流氓罪被判刑两年。

  刑满释放后,李满林开始纠集昔日狱友、刑满释放分子、劳教和有劣迹的社会混混,通过设赌抽头、放高利贷聚敛钱财,势力逐渐壮大,成为称霸一方的“山西赌王”。

  1993年,李满林手下、绰号“李向阳”的吴铁虎,到“小四毛”的势力范围太原华洲宾馆设赌。“小四毛”命人把吴绑到太原东山痛打,还敲诈了几千元;随后,李满林另一手下“赖黄毛”张海默,又被“小四毛”和任晓峰打伤。

  为了报复,李满林率队持枪,在太原柳巷老字号“大观园澡堂”和“小四毛”团伙火拼,当场打死杜大忠,重伤任晓峰。从此,小四毛对其服软。

  一位和李满林哥哥李茂林有过交往的太原人告诉《财经》记者,“三马虎上面有人,太原、省里和北京都有。”“大观园”火拼后,李满林很快被取保候审,成为黑道传奇。

  李满林锋芒毕露,且“上面有人”,丁巍、林二伟、曹三胖等人纷纷避让,尊其为“大哥大”。

  1994年开始,李满林的赌场遍布太原,宛若内陆澳门。山西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家,往往一场豪赌就倾家荡产。欠下李满林团伙的高利贷,必须及时偿还,否则必定断胳膊断腿。

  设赌放贷让李满林财大气粗,其常到澳门葡京豪赌,输赢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,已是常事。

  2003年元月,被称为“山西涉黑第一大案”的“三马虎”黑社会组织团伙案宣判:李满林死刑,处罚金800万元;其余27名罪犯或死缓、或有期。

  这一时期的山西黑道,除了明显的暴力敛财,“公司化运作”已开始出现。

  早年曾追随王洋、“钢头”的“小四毛”任爱军,从1996年起,与几名香港、广东人合伙,在太原秘密开设多处赌场。1998年,任爱军使用虚假的银行票据分别虚报100万元、2250万元注册资金,注册了太原市“任氏达”贸易公司、太原市“国平”工贸公司,开立银行账户,通过转账、提现,掩饰其犯罪资金的来源和性质。

  2002年12月,任爱军因犯有组织领导罪、绑架勒索罪、抢劫罪、非法拘禁罪、故意伤害罪、非法持有枪支罪、赌博罪、洗钱罪等14项罪名,被判无期徒刑,但目前已出狱。

  当混混遭遇大佬

  混混的软肋是逆体制,与政法力量对抗,这让他们注定无法从“黑恶势力”向更高阶段演进

  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的张新明,还不是新闻人物。

  开始发运煤炭后,张新明的婚姻发生变化,其和乡下的发妻王艳离婚,迎娶了太原铁路局运输处主管的“千金”李艳清。

  彼时运力短缺,掌握车皮的铁路货运部门炙手可热。显然,这门婚事使张的煤炭发运业务如虎添翼,这也是张迈向上层的关键一步。

  1992年之后,受小平南巡鼓舞,中国经济开始快速增长,而“双轨制”亦在部分领域制造了不少混乱。“工农商学兵,一起来经商”,是当时一大奇观。

  彼时的张新明,突然“入伍”。一份资料显示,1992年,张新明通过关系,挂靠到中国武警部队(廊坊)学院,成立了武警学院山西经营总公司,后又挂靠武警黄金部队和森林部队,利用部队提供的军牌运煤。此间,张一直想转成现役,但始终未遂。

  2014年5月,接受《新京报》采访时,张称其武警身份是真实的,“1986年进入武警学校,契机是武警从地方上招纳生产经营人才。到1993年,开始担任内蒙古森林武警总队综合训练基地主任,兼任华北黄金实业集团董事长,后者为武警的三产企业。”

  真实情况是:1994年2月,“太原南郊个体户”张新明和武警黄金指挥部生产经营部签订了联办企业协议,武警部门向张新明提供15副军牌(实际提供10副),收取车牌管理费。

  1994年,给黄金指挥部上缴了40万元后,张新明改投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“安森生产经营公司”,该公司给张新明发放了58副车牌。1995年-1998年期间,张新明向森警总队上缴管理费290万元。2000年元月,森警总队又分得80万元和两辆车。

  上述事实,均被写进了山西省产权事务中心2000年对“山西华北黄金实业集团公司”做出的《产权界定意见书》中。

  “傍”上军队,是张新明的关键一步。

  上世纪90年代后期,张新明三兄弟在太原长治路建设了金业公司新办公楼。1998年,国家禁止军队经商,张与军队脱钩,开始正规的公司化运作。

  人脉和财富的增长,使得张新明家庭出现新一轮“内乱”。1998年,妻子李艳清怀疑张新明和公司女出纳倪燕萍有染,于是花钱买凶,希望教训一下倪。

  山西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书显示,1998年4月21日,预收了李艳清4万元的张文革和史晋慧二人,由张文革驾车、史晋慧携刀,来到倪燕萍家楼下等候。等到倪后,史晋慧朝其腹部、左臂处刺了数刀后逃窜。为了制造假象,史晋慧同时抢走了倪燕萍的皮包。法院判决书还显示,皮包里有倪的“警官证”。

  事发第三天,李艳清被抓获。张文革、史晋慧则逃往四川,不久后落网。

  上世纪80年代的首轮“严打”,张文革因流氓罪和扒窃,被拘役和劳教过;而史晋慧也因盗窃罪被判八年。张文革和“三马虎”等人亦有交情,自认为在太原杏花岭区大小算个人物,并不畏惧警方和张新明。

  李艳清雇凶一案,经过太原中院、山西省高院两级审理,最后史晋慧被判死刑,张文革和李艳清被判无期。判决书显示,量刑较重的原因,是杏花岭公安分局鉴定倪燕萍“构成重伤”,省高院司法鉴定认为“倪燕萍生殖功能重度损害达到伤残五级”。但是,倪后来成功怀孕产女。

  三人均不服判决,家属全部开始上访,控告张新明、杏花岭区公安局长邵建伟以及法官,但张始终屹立不倒。

  对张新明而言,社会混混不足为惧,与手握铁路货运大权的妻子家族反目为仇,却异常凶险。但张最后摆平此事不仅迎娶了倪燕萍,“李艳清也没坐牢多久就出了狱,现在全家已和好”。

  “古典混混”和“现代大佬”的偶尔交锋,前者惨败收场。

  外籍黑帮崛起

  警方将本地“黑社会性质的组织”大规模铲除后,突然出现的地下权力真空被外籍黑帮觊觎、占据,这是“打黑”前不曾料到的一幕

  本世纪初,随着大规模“打黑除恶”,太原以及全山西省一批著名“黑社会性质的组织”土崩瓦解。

  突然出现的“地下权力”真空,吸引了以东北和新疆为代表的外地黑帮向山西渗透。太原迎泽公安分局一位干警称,“在本地混混的压制下,这群人以往比较老实,不成气候。本世纪初,集中打击本地黑势力后,这群人突然崛起,人丁兴旺,至今困扰省城治安。”

  2005年12月2日中午,太原最繁华的商业区解放路和水西关交叉口,近百名新疆籍人员手持长刀剧斗,致使2人死亡,多人受伤,场面惨不忍睹。

  警方事后查明,2005年以来,新疆莎车籍人员和墨玉籍人员在太原争抢地盘,时有冲突。莎车籍团伙为把墨玉籍团伙赶出太原,从2005年10月份开始,精心策划了这场殴斗。

  一周后,警方组织500余名警力,对莎车籍嫌疑人展开集中搜捕,抓获76名犯罪嫌疑人,缴获管制刀具81把、棍棒22根、斧头3把。21名长期在柳巷、朝阳街服装城以及公交车站偷窃的未成年惯偷,也全部由民政部门送回原籍。

  这种有组织的依靠新疆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,在繁华商业地段大规模盗窃、抢劫,已具备的犯罪特征。“但没有好的办法”,“抓了放、放了抓,撵走又回来、春风吹又生”,当地一些干警极为苦恼。

  2005年12月20日和22日,太原学府街和长风街又发生两起类似殴斗事件。殴斗的几十人个个臂裹白毛巾,手持棍棒,均操东北口音。

  2005年12月24日,太原警方在省体育场抓获54名持械的东北籍犯罪嫌疑人,并收缴手枪1支;随后,又有70名手持凶器的东北籍犯罪嫌疑人落网。

  经查,这些东北籍疑犯的“主业”,是以暴力、威胁等手段,从事“看场子”,控制娱乐场所“小姐”,并常在一些老板、城中村村官的雇佣下,聚集几十人、上百人乃至数百人,进行“摆场子”、打砸等暴力犯罪。

  除此,东北籍黑帮还多涉嫌寻衅滋事、故意伤害、非法拘禁、设局赌博、敲诈勒索、吸毒贩毒、护送黑车等暴力违法犯罪活动。

  “外地籍人群涉黑犯罪问题,困扰着整个山西,至今没有彻底解决。”山西省公安厅一位退休干部坦言。

  彼时,张新明麾下的金业集团,也被卷入这一问题。

  2004年元旦深夜,金业集团的保安队长曹连尉、保安曹连胜两兄弟,率领其余六人,在山西省委大楼斜对面的人行道上,将东北人付士玲当街枪杀。

  付士玲,辽宁抚顺无业人员,暂居太原,人送绰号“付老大”;曹连尉,吉林安图县人士,绰号“曹老大”。

  按照警方的说法,曹氏兄弟在给金业集团担任保安的同时,还在太原从事“护场子”,向一些歌厅强行收取“保护费”,和“东北同行”付士玲因为抢地盘发生冲突。

  警方资料显示,曹氏兄弟作案后,找到时任太原小店看守所所长的陈贵峰,请其将作案枪支藏匿。陈贵峰随后将两支制式连发猎枪抛于小店区一水渠内。在法庭上,陈贵峰称自己与曹氏兄弟是多年的朋友。

  曹连尉至今在逃,故枪支来源不得而知。但有金业集团原职工实名举报称,起因是张新明本人在唐都酒店消费时,和“看场子”的“付老大”发生冲突,而非曹氏兄弟。“曹氏兄弟只是保安,陈贵峰自称和他们相交已久,有点奇怪,自降身份。”

  值得一提的是,自1998年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颁布后,中国各地开始海选村官。在土地较为稀缺的城中村,竞争非常激烈。太原不少两劳释放分子,开始利用贿赂和暴力聚拢选票,强买强卖强揽工程,为东北帮“摆场子”带来巨大“订单”。

  向政法界渗透

  进入新千年后,山西一些开始有组织地向政法系统渗透,而“领先一步”的大佬则开始向金融界和政界渗透,利用官员独有的审批权力寻租获利

  2003年至2004年,山西省公安厅破获了吕梁“燕子帮”黑社会组织大案。绰号“燕子”的帮主冯小春初中毕业后,聚拢了一帮同学和混混,替别人打架、讨债。经过数次“战役”,“燕子帮”在当地站稳脚跟,人马逐渐壮大。

  为寻求长久发展,冯小春有意让成员报考警校,共有15名“燕子帮”成员考取了警校,其中大多返回中阳县公安机关实习、工作。这帮“内鬼”,先后18次为其组织通风报信,助其成员逃脱。

  2004年,冯小春、郝兵锁等67名“燕子帮”成员被抓获,缴获各类枪支47支,其中半自动军用步枪1支,子弹1400余发。郝兵锁被判死刑,冯小春被判16年。

  为“燕子帮”提供保护的中阳公安局长刘植生、纪检书记李保全,亦被移送检察机关。

  同期,山西黑道向政法界渗透的另一典型案例,发生在霍州。2006年1月,灵石县市民李建国在霍州可可西里迪厅被殴致死,牵出霍州检察院干警朱耀轩及在公安局治安科上班的朱耀光。

  媒体调查发现,和朱氏兄弟一起殴打李建国的,有几名通缉在逃犯,和朱氏兄弟是拜把子。随后,朱氏兄弟的政法手续和家族黑社会背景被媒体“扒粪”,霍州黑社会性质组织“光头帮”和“小刀队”为此全军覆灭,其保护伞临汾市委常委王月喜亦被拿下。

  更轰动的“警黑一家亲”案例,当属2005年的“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”。当年5月3日,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民警李忠义到太原旅游,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,和太原尖草坪区刑警大队刑警刘立民发生争执。

  刘立民的“小弟”当地混混张吉、安胜利等人,在省委大楼对面,用大棒、钢管把李忠义殴打致死。该案庭审时,张吉等人当场承认,他们主要依靠偷窃为生,偷来的钱一多半要分给刘立民,法庭一片哗然。

  警匪勾结,甚至警匪合流,成为彼时及未来诸多大案的共同特点。

  2010年,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被中纪委双规。这位曾在临汾致力于打黑的“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”,2006年向黑矿主李克伟索要现金2900万元,价值83万元的汽车一辆,此后开始为李的违法犯罪提供保护。

  2009年,申公元明知李克伟隐瞒矿难正被通缉,仍将其藏匿于儿子在京的房中达三个月之久。2010年李克伟自首后,申公元随即落马。

  2010年的另一桩大案,是阳泉以关建军、关建民、许建军、王红玉为首的涉黑组织被破获。“黑老大”关建军,公开身份是阳泉城区公安局巡警大队长。

  这一涉黑组织,13年来涉及违法犯罪案件46起。专案组冻结该组织资金近2.6亿元,查封在北京等地的房产27套,拘留收禁车辆30余部。

  关氏兄弟的一大财源,是垄断了阳泉的“地下赌场”。

  从1997年开始,关氏兄弟就开始在阳泉火车站附近的景都大酒店设赌抽头,随后在阳泉市区开设地下赌场多达十余家,其规模浩大,甚至吸引来了石家庄和北京的赌客上门。

  2005年上半年,公安部在全国发起“禁赌风暴”,严厉打击境内外赌博、赌场。而同一时刻,关氏兄弟大肆扩张,在阳泉市南庄百坊仓库等地开设了啤酒机、蛋蛋机赌场,由专人管理,专人放哨、专人专车接送赌徒。

  如此无畏,完全仰仗关建军的巡警大队长身份。

  而在太原,这场“严打”,让张新明的“战友”武全旺被迫跑路。不久,“三马虎”、“小四毛”时代的老大、马仔们纷纷出狱。这些人一个共同选择,多是奔赴澳门赌场,加入从内地吸引客人到澳赌博的“洗码仔”队伍。

  这种洗码仔,并非普通意义上的澳门本土洗码仔,不靠抽取投注额1.2%的码粮生活。他们赚取的是客人去澳门赌博时所带赌资的“提成”,额度可达到赌资的40%。

  曾在澳门打拼过的一个太原籍洗码仔介绍,山西籍洗码仔群体,在澳门势力庞大,所吸引来的山西客人,其下注量已和江浙客人齐名。一些洗码仔,早已不单纯靠洗码为生,而是开设了大户室,成为部分大型赌场的合伙人。

  这些洗码仔中的佼佼者,有梁海清、绰号“兔兔”的刘明礼、绰号“六毛”的刘庆元、原“三马虎”团队成员“臭鸡蛋”、大同谢江、古交武全旺、榆次侯连会、晋中赵幸福等人。甚至到了后期,张新明和其大哥张新跃,也积极加入了这门生意。

  这种洗码仔,时常游走于合法与非法间。在澳门,赌博合法,但多倍托底式的大额下注不合法;在大陆,通过地下钱庄将大额现金和存款转移到境外,是涉嫌洗钱。而对赖账者暴力拘禁、讨债,更是不被任何一处法律所允许。

  2009年,山西晋城公安局在局长李亚力的安排下,一举端掉了赵五庆、崔晋霞和毋红梅三个跨境赌博中介组织。当地公安机关在对三个案件的梳理中,发现了赌博代理人的一些“秘诀”。

  首先是寻找当地有钱人,类似于营销学里的“顾客精准定位”。在山西,豪赌逐渐成为煤炭行业暴发户的病态生活方式。赵五庆的客人中,大多是身价上亿的煤老板,也有一些具有经济实力的国企经理,甚至国家干部。

  晋城智博煤业公司的老板赵武智,从2007年起,多次在赵五庆的安排下飞到澳门赌博,先后输掉近亿元。“要么跳楼,要么还钱!”在赵五庆威逼下,赵武智煤矿被抢走;陵川县夺火乡夺火村支部书记王志保,承包煤矿发家,最后被赵武智带到澳门,一夜返贫。

  其次是“优质服务”。为了诱惑“财神爷”去澳门,赵五庆们的服务可谓五星级。从代办理澳门通行证到乘机、住店,兑换筹码、甚至提供女人全程陪赌。赵五庆在澳门太子星厅租设了赌场,由专门人员联络赌徒,为参与赌博的人兑换筹码;还在珠海开办了珠海兆庆贸易有限公司,负责资金流转,通过该公司将赌资“洗白”。

  赌客一旦输光了钱,借下高利贷,赵五庆会立即翻脸不认人,打手不断上门讨债,甚至不惜故意伤害。晋城警方称,赵五庆等人的涉案额,已经达到了当地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。

  2012年,太原市公安局宣布查获了一群暴力讨债的洗码仔。经查,绰号“胖老三”的史建辉,以太原盛辉贸易公司为掩护,频频组团带领太原、晋中、吕梁和临汾的富商,集体到澳门豪赌。

  柳林县老板高继平,因此欠下了史建辉千万元,最后被扣押在太原“嘉怡大厦”62个小时。打手们轮番虐待高继平,逼迫其打下了2400万元的欠条;中阳县煤老板南三平,被史建辉带到澳门赌博,不仅输掉了煤矿,还欠下巨额高利贷,最后被史建辉的打手挑断脚筋。

  在山西采访时,所到之处,皆能听到当地一些煤炭富豪在澳门输得倾家荡产的故事。这种大规模跨境赌博洗钱、暴力讨债,没有警方人员的故意放纵甚至暗中保护,绝无可能。

  山西大规模的跨境赌博和洗钱,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政经生态,导致资金外流,有的地区经济凋敝。

  “张新明案发也与此有关,所以谢江、武全旺也同时被抓。”有接近公安部的人士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
  张被带走后两天,在逃多年的“拐五”亦被抓获,其长期躲在“拐三”开办的太原金大酒店里。太原万柏林公安分局一位干警介绍,位于万柏林区的金大酒店和杏花岭区的东金大酒店,全部是“拐三”的产业,长期设有“百家乐”,就是公开的赌场。

  2008年,苏浩接任太原市公安局长两个月,就派人端掉了东金大酒店赌场,抓获133人,批捕32人,“拐三”仓皇出门避祸。知情人士透露,此事“不久就摆平了”,“我们的一些干警,平时根本不敢查金”。

  染指煤炭业

  能源基地独有的产业结构,注定了黑恶势力会染指以煤炭为主的矿业,这成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山西黑道的“主旋律”

  2003年开始,中国煤炭价格节节攀升,从而造就了晋陕蒙地区前所未见的暴富人群。

  一位古交矿主提供的收据显示,2003年,其煤矿坑口价为每吨160元;2005年-2008年四年间,其坑口价分别为240元、450元、850元和1000元。

  黑恶势力一直寄生于利润最高的黄赌毒。当煤炭利润堪比黄赌毒时,自然引来了各种势力的争夺。

  在孙中山题字“以平定煤铸太行铁”的阳泉,“黑老大”兼巡警大队长的关建军,把矿业抢夺战搅得高潮迭起。

  2003年煤炭市场好转后,关建军黑社会团伙先后霸占了平定西锁簧煤矿、平定胡家庄煤矿、平定卓正煤矿、宁艾煤矿、北庄煤矿、昔阳北坪煤业等众多煤矿的经营权;其组织成员还在阳泉市郊区、平定、盂县大开“黑口子”,公开盗窃国家资源。

  阳泉附近的昔阳县北坪煤矿,前身是北南沟村办煤矿。在多次资源整合后,法人代表吴岳林已无力继续投资。关氏弟兄突然介入,表示愿意贷给吴岳林350万元,条件是承包该矿十年。

  关氏弟兄随后引入了福建宏达土石方公司,垫资承包北坪煤业的土石方工程。2009年,早就设计好了的关氏弟兄准备将该煤矿以5亿元价格出售,但又不想支付宏达公司已垫付的工程款。2009年4月,关氏弟兄组织200余名“混混”,持械闯入宏达公司驻地大肆打砸,造成多人受伤,对方只得撤离矿区。

  法人代表吴岳林不签字,煤矿无法过户,而吴坚决不卖该矿。但在喝了关氏弟兄提供的一杯水后,吴岳林被关建军抓到阳泉戒毒所“强制戒毒两年”。

  同病相怜的宏达公司老板积极帮助吴岳林行政复议,将其救出戒毒所。但紧接着吴岳林又被关建军抓回阳泉,关进戒毒所,反复数次。最后,吴岳林远走广西避祸。

  吴岳林被抓期间,北坪煤业以5亿元被非法出售,更名为“安顺北坪”煤业,开采者亦变更为华通路桥公司。

  关建军落马后,因煤矿手续变更中的诸多瑕疵,北坪煤业所在村委会和华通路桥公司陷入旷日持久的诉讼。去年7月,华通路桥董事长王国瑞突然被中纪委带走。有观察者分析,已落马的山西省委原常委、统战部长白云和阳泉市原纪委书记王民,或涉王国瑞一案。

  有当地人称,华通路桥公司因采用露天开采,和当地居民经常发生摩擦。而出动“护矿队”站场子,是这些老板的基本方法。

  和阳泉人一样,争矿引发的矿区大规模殴斗,在山西各大矿区居民眼中,已成家常便饭。

  2009年10月12日,山西临县白家峁煤矿的保安科科长李保明,带着两大卡车“打手”包围了占领煤矿的村民,一番械斗后,4名村民丧生;

  2011年6月,福建煤商卓杏生带领200多人,乘坐40多辆轿车、越野车,手持猎枪、大刀、木棍,在晋中市和顺县上元煤矿打砸抢半小时……

  针对煤商群体的黑社会性质侵财案件,亦开始在山西高发。

  2008年4月,临汾“混混”师泽峰等四人,闯入乡宁煤老板刘某家中,将其捆绑蒙面,敲诈了1000万元撤离;

  2010年11月12日,山西洪洞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建勋夫妻,被三个觊觎其财富已久的外地人入室抢劫后杀害,媒体称“王为亿万富翁,在洪洞拥有煤矿”。

  提及绑架煤老板,不得不说到与张新明交好的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苏浩。2007年12月,同煤集团热电公司总经理刘丽军遭到绑架,劫匪开价500万元。刘的父亲,是彼时同煤集团董事长刘随生。时任大同公安局长的苏浩很快侦破了此案,获得一片好评。不料,2011年11月12日,两名男子又结伴洗劫了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的豪宅,劫走财物5000余万元。

  为了帮助白培中隐瞒财产来源,时任太原公安局长的苏浩操纵干警办假案,最后引发山西官场“连环溃败”,至今余音不绝。苏浩的继任者李亚力、柳遂记亦连续倒台。本是黑帮天敌的公安局长连续三任涉贪涉腐,令人嘘唏。

  对张新明而言,自2003年开始,对一系列煤矿的争夺,一直伴其前行,屡屡成为新闻明星。

  表面看,张“吃相文雅”,并不使用暴力夺矿,但据《财经》记者在古交的调查,这一切均是表象。越来越多证据显示,张新明家族涉嫌在古交大规模私挖滥采,并频频通过操纵司法,设局对其他矿主进行“趁火打劫”(详见本期“张新明再起底”一文)。

  山西黑道风云30年,其做大做强的轨迹,正和山西官场沉沦同步。在山西官场因腐败而到达崩溃临界点时,黑道亦完成了可怕的升级换代,从单纯的暴力团伙,转型为公司化运作、并向政界警界深度渗透的社会毒瘤。